潘一丁：给中央医疗巡视组的公开建议
长期有“病”在身的笔者，因缘际会地，从沿海一大城市，来到四川某地的一个主客观条件都很不错的老年公寓。在孝顺子女们无条件的支持下，准备按照自己的规划来“业余养老”，也就是继续将笔耕出来的“余热”回馈社会。结果发现果然“天从我愿”，无论从环境或物质生活条件方面，都完全满足自己的要求，可以说已经“夫复何求”了。只是由于控制病情以及应对不时出现的小恙需要，所以无论到哪里，都需要定期或不定时地、去医院检查、诊治和用药。从而对当地的医疗服务，有较高的关心和敏感度。尤其对某些具体的遭遇，令自己有“骨鲠在喉、不吐不快”的欲望。
记得当年在定居的老家期间，不到十年就用完了整整两本病历。离开之前去告别时，教授级别的主任医师（主治大夫），还为自己专门写了满满一页的病情介绍。可是来到此地已经七个月过去，因季节性感冒和过敏（自己猜测可能也有一定“初来乍到、水土不服”的因素）造成许多不适而需求诊。所以包括省立或民办在内的大小医院，也去过十数次；花去的医药费已近千元。在始终不得要领（未见疗效）的同时，却发现在准备好的两本病历上，竟然都还是一片空白、绝无只言片字留下。其中包括一般的医生或挂号费要高达九十余元的教授级专家。无一不都是“惜字如金”到了“一笔不落”的地步，令笔者不免要以“莫非藏拙”的小人之心来度之。
其实所谓“病历”者。从字面上看，就是指一个人有关“患病和检查、诊治过程细节的历史（记录）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医生就好比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“史官”，其“基本功”就是根据求诊者的对自己主观感觉症状的主诉，再参考其以往的病史记录，写好病历。然后根据和哲学气息相通的传统中国医学的“上医治国、中医治人、下医治病”理论（请注意：这是客观抽象的概括，没有贬义）或规律，以自己的学到的医术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，对具体的病情作出判断，并提出自己的治疗或用药方案，且做好书面文字记录，以示负责和备自己或另外接诊医生以后参考，客观上起到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”的作用。这应该是作为一个合格医生必须具有的应诊“自信心”，和对得起“仁心仁术的白衣天使”这个荣誉称号的最起码担当；也是对理论上对等的医患关系之间的相互尊重、和心情的体谅；更是要在专门立法打击“医闹”，保护医生人身安全和个人权益的同时，也要避免“不当倾斜（护短）”的前提条件。
基于上述的认识，在求诊期间，笔者曾不止一次低声下气地，向那些为自己看病的大夫提出请求，请他们在自己的病历上留个可以备查的求诊记录。可他们却以“会在电脑上写入”的说法，把笔者打发了。让坚持“较真”的笔者（连毛主席都说“共产党就最讲认真”），根据马克思“怀疑一切”的宇宙观，要怀疑『一旦出现“医疗纠纷”，那些所谓在电脑上留下的“记录”，会不会像某些事发地的监控录像那样“找不到或被删改”?』因为众所周知，这在技术上乃是轻而易举的“雕虫小技”。就像笔者想要“立此存照”、以备自己或他人“秋后算账”的文字，在发表前，照样可以不留痕迹地、反复修改数次乃至数十次一样。
想到自己作为“求诊者”，已经按照医院方规定，如数缴纳了作为初步诊治费用的、甚至高达近百元的挂号费，以换取医生的诊断服务。在法律上等同于『求诊者已经正式跟医院签定了“用金钱换取医疗服务”的标准格式化书面合同（挂号、收费凭证），获得了享受初步“诊断治疗”的权利。而接诊医生则要以自己的专业医术，来同样履行对求诊者初步“诊断治疗”的义务。而实时填写的病历（或者还有化验结果报告），就是已经履行合同的书面证据』所以就法律意义而言，不填写病历，本质上就意味着“没有（完全）履行合同”，是一种“单方面违约且查无实据”的行为。所以令一向坚持“（公、私）双向守法”的笔者不满，有“个人权益被侵犯”的不公平感觉。以至于一气之下萌生要“以（天）命相赌”，决定暂时不再去看病，把医药费省下来买机票，回到老家那些有凭据、且信得过的医院去检查。
但是冷静下来后再仔细一想，这岂不是“别人违约自己受罚”吗？除了让“亲者痛仇者快”外，自己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当然也不能让这种“不写病历”的行为，成为『钻法律空子来“（以查无实据）推卸医疗事故责任”、靠以错纠错地避免医闹事件发生的“经验”，从而形成普遍蔓延的趋势，在医患之间，产生更多、更大、更尖锐的矛盾对立，后果不堪设想（实际已经有多次恶性事故发生了）』而我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本着“（民主社会）主人公”的负责精神，通过制度性法规来“防患于未然”的：
首先，建议中央巡视组要责成卫生主管部门立法(或规)，把医院负责诊治病患的医生『必须在由求诊者持有、保管的病历本上，书写病历』的行为，作为不可或缺的操作程序。而且将书写病历的水平和质量的底线标准，作为如中小学生语文能力般必要的“基本功”，纳入教学、考核、评定，或晋升中级以下医生职称或级别的重要评定标准内容之一，以资鼓励和鞭策医生队伍整体医疗质量和水平，以及严谨作风的提高。更可以为今后靠法制化解决医疗事故或医患矛盾打下基础；
其次，逐步推广实现病历的电脑标准化输入和打印格式，作为仲裁县、市级或以上医院，发生的一切责任事故的重要手段和依据。对医、患中的任何一方，凡提不出或篡改病历中的原始资料者，一律作败诉论或提高其承担责任的比例。从法律层次提高全民对病历的重视度或作为“主人公”的守法责任心。尽量减少或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，从理论源头上，杜绝挑战法治的“医闹”事件；
以目前的主客观条件而言。这绝对是办得到的，因为不仅全民“依法治国”的观念日益提高，一定会理解并支持这种建立在“以理服人”基础上的“合理化建议”的。而且该建议也具备了必要的电脑软硬件手段和物质基础条件（看看银行或商业支付系统、甚至政府公务机构和公用事业的普遍电脑化和联网化，就知道了）。可以说已经是“（物质技术上的）万事俱备、只欠（建立正式法制或法规的）东风”了；
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化工程。不仅存在着极大的利国利民商机，而且还为最重要的第三产业（服务业）开拓了又一个创业的机遇。一旦正式受到重视，一定会涌现出一大批跨（医疗、电脑、后勤技术支援服务或法律保障等）行业、符合“全方位立体开发”原则的“创新型”企事业，将取得政府和民众之间真正的“双赢”；
最后更要强调指出的是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这绝对是一个跟“文化复兴或民族重新崛起”息息相关的大事，不但有助于缓和求诊者和医院之间的矛盾或对立情绪，也许可以从根本上重新建立崭新的医患关系，为取得社会真正的“和谐”、最后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“礼仪之邦”作贡献。
为此，科学《新理论》公开表示：愿意无条件提供全面的理论支持和立法保障。就看有关部门能不能心有灵犀地，勇当创新的“领头羊”；而不是后知后觉地、做“大众皇帝”的“跟屁虫”。靠防暴头盔和警棍、来“以暴（力）制（医）闹”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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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/11/16 9:28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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