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APEC领袖峰会即将在北京召开，届时，关于『习近平主席是否要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双边会谈、见面、甚至握手？』之类的讨论。已经被舆论炒成热点，某个著名的中文电视台，还专门举办了一次辩论会，一副正而八经地献计献策的样子，可惜最后还是以“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”收场，拿不出一个可以“以理服人”的一致意见。充分体现出仿效西方“伪民主制度”的典型特征--除了给领袖提供“怎么决策都能代表一部分未必正确的民意”的方便之外，并不能起到在方向上同心同德地引导，并凝聚民心、民意的作用。这绝不是什么逢“（伪）民主”必反的横加指责。而是有先进、科学而优秀的中国文化提供的充足“底气”为靠山的。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锦囊中，早就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，作出了诸如“礼尚往来”“设身处地”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或“以直报怨”等之类的正确规范。绝对可以保证我们在包括外交事务的待人接物中，如“君子坦荡荡”般、处于有理有力，有礼有节的有利地位，反而突显出对手“小人常戚戚”的面目，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是完全做得到的，否则一定要反思自己有什么“理亏”之处，需要先加以检讨，弥补于被对手发现、利用之前。这目前中日关系紧张的问题，就是典型。
可以认为，这一轮中日关系的紧张，是源自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。毫无疑问，历史上钓鱼岛一向属于中国，只是因为疆域太大，所以历代政府都疏于对此一弹丸之地的珍惜和照料管理。给一向因“地小物薄”而急于扩张的日本以可乘之机。利用二战之后，在美国的刻意扶植下，逐步恢复了国力。加上大陆和台湾之间，因“兄弟阋墙”而都希望讨好、拉拢日本。特别是七十年代，美国为了挑拨离间并给中国制造麻烦，以图阻止、拖延其快速发展的势头。故意把对钓鱼岛的管辖权，移交给日本，等同于对日本吞并钓鱼岛的野心开了绿灯。尽管当时台湾因为对美国出卖自己的不满，借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“保钓运动”。只可惜当时大陆的老一辈领导人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甚至还有后来的邓小平，出于经济、政治上对日本的“有所求”，不但不能及时公开支持台湾的“保钓”，反而在如此重要的领土原则问题上，作了含糊其辞的“表态（不负责任地要留给后代处理）”，留下了极其被动的“后遗症”，让后继的领导人，至今还在“哑巴吃黄连”地嚐其苦果，左右为难。
所以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。只要我们不能正视历史，检讨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，放下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。就永远不要想“轻装上阵、大胆放手行事”。一味迎合民众意气用事的结果，只能是让自己“乱了方寸”，反而给日本人创造了把“生米做成熟饭”的机会，是很不可取的。
其实这个问题，只要按照中国文化给我们提供的原则提示来处理。是一点也不困难的：
一，习主席在APEC会议上要不要跟安倍握手？其实应该让中国人知道，这完全是一个礼节性问题。作为这次会议的东道主，中国领导人要坚持的，就是用礼仪之邦、泱泱大国的风度来以礼待人。而不是一味仿效西方领导人当年的傲慢无知姿态，自贬身价。虽然设身处地考虑的话，可能给安倍提供制造欺骗宣传的机会，但是也在世人眼中加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文化和形象对比度反差，也丝毫不意味中国放弃了自己对钓鱼岛问题的原则立场，绝对是得大于失的；
二，鉴于过去的中国领导人，在对待或处理钓鱼岛原则问题上、可能产生的失误，客观上理应为此付出某种“代价”（历史上这种先例已经数不胜数）。所以要争取主动作出一定的妥协，抢占“道德、舆论的制高点”。以免最后被迫“人财两空”。笔者曾经为此提出过一个争取双赢的“建议（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《钓鱼岛问题的冷思考之五》）”可供参考；
三，客观而历史地看，日本由于自己的先天地理环境条件，必然地形成了扩张、掠夺的国民性，更在美国为了自己一国的私利考量下，刻意扶植、塑造、纵容它再次成为一个现代的军国主义国家。令曾经吃足苦头，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中国人民感到担心和愤怒，乃是理所当然之事。可惜由于种种原因，战败投降后的日本，非但没有受到海峡两岸中国政府的惩罚或要求赔偿，反而获得了“以德报怨”的待遇。绝对是有违公平正义的天理人情的。这样的历史不能再次重演，否则后患无穷。
所以当代中国人，应该在反思、批判“以德报怨”错误（直接违背传统文化价值观）的基础上，重新按照孔子坚持的“以直报怨”原则行事。旗帜鲜明地反对、摒弃“东郭思维”，改为可以以理服人的“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”的“以牙还牙、以毒攻毒”方针。这不仅是办得到的（欢迎挑战质疑）。而且只要能够坚持下去（而不是半途而废），就一定能把一向“不吃敬酒只吃罚酒”的日本，从军国主义道路上纠正过来。就看正在强大起来的中国人和自己的国家，除了一味封杀笔者负责任的文字外，还有没有这个勇气、决心和能耐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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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/11/4 15:19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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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一丁：中日关系的辩证思考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