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观上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。虽然离世已经36年，而且被他后来的接班人，始终想刻意淡化的情况下。依然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念念不忘的、神一般的偶像，甚至在每当对现实不满时，就会想起来的“救星”。却“记吃不记打”地，完全忘记在他主政的年代，一方面通过『“抗美援朝战争”、“中印边界反击战”，以及成功发展“两弹一星”、和有效而巧妙地运用竞技体育（如后来成为“国球”的乒乓球）手段，树立了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和真正的“大国地位”，让近代史上受尽屈辱的中国人民，真正“站起来了”』的同时。给中国制造出诸如『发动等同于扭断了几乎所有一向被誉为“中国社会良知、栋梁或脊梁骨”的知识分子的“腰”，彻底摧毁他们在民众中固有的形象、并让他们的自信、自尊丧失殆尽，从此再也站不直的“反右运动”；推行导致千万人饿死的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”运动；以及后来索性折腾全中国人民一起不务正业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等：许多只能用“人祸”来形容的大灾难。让除了靠说大话、假话、谎话而“浮肿”起来的中国人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』的事实。客观地看，要是拿两者来“功过相抵”的话，几乎可以说是玩了一场“零和游戏”。终于迫使他的接班人，因失去了马克思理论的“靠山”，而不得不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最后矫枉过正地、走上另一个灾难的极端，让中国又重新回到了必须选择“何去何从”的十字路口，面临“重蹈历史覆辙”的危险。怎么会这样子的呢？
在科学《新理论》看来，毛泽东绝对具备足够的智慧和能力。有资格成为中国人的伟大领袖，带领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结舌、自愧不如的绝对值“奇迹”。只是其中有一部分，跟“文明”的方向背道而驰，成为跟他取得的成就同样巨大，却是负面的灾难而已。那么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
这不是什么主观上的“偶然”，而是一种客观理论上有迹可循的“必然”。因为他自始至终，都没有能创造或掌握一个科学而正确的理论，所以根本不可能拥有“以理服人”的条件。最后只能靠领袖的独裁权力，采取“以力服人”的手段，来通过党和政府的行为，强行推动客观上本来可能是“有道理”的计划和措施（具体事例，留在有条件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时再提出）。在一味鼓吹“理解或不理解都要执行”的极左肃杀氛围中，产生了“宁左勿右”的偏差、和跟历史一脉相承的过激行为。导致“走不下去”的结果。
不过更重要的是，由于毛手中始终没有掌握可以“以理服人”的理论，所以除了能够满足必要的“领袖独裁”条件之外，根本不可能具备实行真正意义上的“民主”所不可或缺的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--绝对（但有定义域限制的）言论自由。以至于让“谬种流传”至今，都走不出如此的社会纠结。所以根据“祸福相依”的哲学观点，可以认为『毛泽东以自己天才般的领袖才能，延续了因胡乱解压缩中国文化而形成、早就应该让它“寿终正寝”的“传统习惯势力”的寿命。让他当初就信心满满地扬言要终结的“历史周期律”，得以苟延残喘地、一直祸害到今天，甚至看不到终期，成为“没有教训的教训”』
这不是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”，而是有科学《新理论》的实践为根据的。因为笔者以这种理论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写出来的文字。上传到东西方以盛行“抬杠或打文字官司”为主的网路论坛和《潘一丁文集》上，积累了百万以上的点击率。但是大多数的“跟帖数”都几乎为零。除了因“人微言轻”招致“不屑一顾”的忽略以外，就是因为找不到可以“据理力争”的根据，只能“口服心不服”了。因为笔者自始至终，都在主动发起的挑战（甚至挑衅）中，坚持“以理服人”的原则、做到“有理有据、无懈可击”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当初，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国家或政党，真正掌握了可以“以理服人”的科学理论。那还用得着用假大空话来千方百计地忽悠民众，用阶级敌人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，来威慑、逼迫民众“就范”，或者用“挑动群众斗群众”的窝里斗方式，来实现本来未必不正确的目的吗？
再试想一下，如果当初，真正掌握了可以“以理服人”的科学理论的毛泽东，和他领导的国家或政党，要是能以高举科学新理论（而不是有根本原则性错误的马克思主义）大旗，登高一呼（根本不需要“利诱”）。以他和共产党当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信心和威望，还怕大多数曾经“喻于义而不是喻于利”的中国人、不会“万众一心”地，为实现他提出的宏图大业、而贡献出自己全部的聪明和才干吗？那中国人还有什么事做不成的呢？
所以可以认为，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最大“贡献”，就是一个足以让中国人从他制造出来的巨大灾难中，“痛定思痛”地、加以回顾、检讨和反思，并下决心以实际行动来纠正的“教训”。
中国人不要再“讳疾忌医”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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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/12/27 21:11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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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教训
